新浪财经讯 2012年11月28日-29日，“财经年会2013：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举行。德意志银行董事总经理、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表示，从长期来看，养老金缺口是中国今后财政压力和政府债务风险的最大来源，建议提高企业职工退休年龄。

　　以下是马骏演讲实录。

　　马骏：谢谢吴老师，谢谢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讨论，刚才好几个嘉宾从几个角度，从政府的职能，从财税结构来谈改革，我想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来谈一点对改革的看法，我的发言题目叫“从国家资产负债表角度看改革”，背景是我牵头的一个研究小组花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最近完成了一项课题，课题的题目叫做“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这本书刚刚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我今天早上才看到，还热乎乎呢。这个课题初稿的摘要曾经在6月份的财经杂志上发表过，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跟当时的初稿相比，现在最终稿有几个方面的扩展。

　　一个是我们扩展对养老金缺口估算的口径，另外，我们增加了对医疗成本上升的一个预测，也在此基础上做了对医疗成本带来的财政压力的评估。另外，建立了国有企业资产负债表，最后在上述基础上我们对2002年到2012年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做了很多修改。我想利用今天的时间简单向各位汇报一下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的主要结论。一个从国家资产负债表角度看中国中长期面临的风险，第二就是要化解这些风险应该进行的改革。

　　关于第一个问题，国家资产负债表所面临的长期风险，时间所限，我跟大家介绍三个判断。第一个判断从长期来看，养老金缺口是中国今后财政压力和政府债务风险的最大来源，根据我们估算，今后38年当中，城镇养老金的累计缺口的限制会相当于2011年GDP的8.3%。我想说明一下城镇养老金的口径的定义，这个口径不光包括城镇企业的养老金，也包括城镇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但是还没有加入对农村养老金的这部分，如果把农村养老金放进去，这个缺口会更大。

　　缺口为什么会增大？今天蔡老师在，会讲到人口老龄化的结果，现在我们是三个劳动力赡养一个退休的老人，到了2050年，也就是38年以后，就是一个劳动力赡养一个退休的老人，这么巨大的赡养率的上升在替代率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肯定会造成非常大的养老金的缺口。

　　第二个判断，从长期来看，广义卫生总费用的上升将是今后财政压力和政府债务风险的第二大来源。这一点是一个比较新的结论，目前的研究还没有看到其他的学者关注这件事情。所以，广义的卫生费用是狭义卫生总费用加上长期护理成本。狭义的卫生费用就是卫生部的口径，主要是门诊、住院，疾病预防等等这些方面所发生的费用。长期护理成本，这在西方已经得到很大的关注，但是在中国还没有人具体的估算，由于老人需要长期护理带来的成本。把这些加起来就是广义卫生总费用。我们发现广义卫生总费用目前已经占到GDP5%，38年以后，2050年会上升到GDP的10%，其中的三分之一需要政府买单。如果把政府对医疗的支出占GDP比重的增量部分定义为今后的财政压力的话，在今后38年当中，累计政府的财政压力将达到2011年GDP的45%。

　　第三个判断，如果我们同时考虑刚才提到的养老金的缺口、医疗费用的上升，还有环保层本的支出和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带来的财政压力，并假设不发生改革，中国政府的显性债务占GDP的比重在2050年很可能会超过100%。换句话说，几十年之后，我们如果不改革的话，中国政府面临欧洲式的或者美国式的财政和债务危机并非天方夜谭。刚才讲了几个大的结论，我想给大家看一张图，给各位一个直观的印象。这张图画的是各种隐性负债和潜在的负债所将导致的政策成本，我们分了四大类。横轴是时间序列，从2012年到2050年，纵轴是这些财政成本占GDP的比重，所以是个流量的概念。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把这些成本累计起来，今后38年中，最大的财政的负担会来自于养老金，第二大是医疗成本，这些都是中长期的风险，但是一定会发生，因为人口的变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第三是环境治理成本，发生在今后十年左右，相对养老金和医疗来讲总量小一点。第四是铁路和地方债务，这是相对比较短期的，今后三到五年会发生，跟养老金和医疗费用相比是非常小的。

　　基于对这些中长期风险的判断我们到底怎么办，采取什么样的改革措施可以提前化解这些风险，这是我想讲的下一个题目。

　　第一个观点，今后十年是改革的机遇期，这张图画的是城镇养老金两个重要的指标，上面一条虚线，这是养老金缴费人口，第二个是一些柱状的图形，支付赡养率，也就是接受养老金赡养的人口除以交纳养老金人口的比例，从现在到2020年左右我们处于一个宽松区，因为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和参保率的提高，今后十年养老金缴费人口会比较快的上升，但是我们赡养率并没有大幅提高，今后十年养老金的缺口不会非常大，财政相对比较宽松，这就给改革提供了比较大的余地。但是过了这十年，情况就会慢慢恶化，2020年以后，我们支付赡养率不断上升，养老金缴费人口却不断的下降，会造成对财政很大的压力，改革很大程度上需要付出成本，这个意义上讲今后十年的改革期不可错过。

　　第二个观点，我们建议提高企业职工退休年龄，从2060年到2050年间，男性企业职工的退休年龄累计提高四岁，女性企业职工的退休年龄累计提高九岁，会很大环节未来养老金的缺口，还不能完全消除养老金的缺口，所以，引出我们第三个观点，我们建议逐步将80%政府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份划拨到社保体系。如果做这两项改革，划拨到社保体系，一部分政府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份，同时做了退休年龄的上调，这两个组合可以基本消除今后将要发生的养老金的缺口，使得养老金体系，至少城镇的养老金体系可以保持财务上的持续性。当然，划拨到社保会有很多障碍，有一些数据形态的障碍，也有一些操作和设计上的问题，我们的具体想法是今后两三年应该搞试点，能不能在今后两三年先划拨20%—30%政府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份到社保，相当于三万亿左右的市值。在这个基础上今后再进行更大规模的划拨。

　　第四个观点，应该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理费用的上升和其他的医疗费用的上升是今后财政风险的一大来源，在其他国家很早就开始关注长期护理费用上升对家庭和对财政构成的压力，中国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应该考虑建立一套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其中包括商业性的部分，也包括强制性的部分。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等都有相关的一些经验教训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第四个观点应该发展地方政府债，我们注意到前一段时间在预算法修正案讨论中对这几种，我的观点是应该允许更多的地方政府独立发债，至少有三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可以为地方融资平台提供再融资，缓解不良资产的风险。第二个好处是将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显性化。第三个，恐怕是最大的好处就是引入一套可以迫使地方政府增加透明度的市场机制。怎么讲？我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地方独立发了政府债或者市政债，资本市场就会要求它公布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不很清楚，需要它公布更多的收入和支出细则，甚至把表外的一些业务对市场公开，政治制度改革，这样的改革短期很难实现的情况下，这种市场机制可以变成约束地方政府行为重要的替代力量。

　　第六个想法加快推进资本项目进一步开放，我们对外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发现中国的对外资产主要集中在外汇储备，现在收益非常之低，中国对外负债主要体现在外国人在中国的，我们付给外国人的收益差不多10%，导致我们的净收益率非常低，怎么改善这种情况？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让我们对外负债中外汇储备比例下降，让民间的对外投资大幅度上升，民间对外投资要上升，资本进一步开放。我们也注意到最近有关方面在温州试点放开对民间或者个人的管制，这是大好事儿，尽快做，也不一定限制在个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一个老板来讲，他把钱弄到海外到底是做直接投资还是买股票没有必要管，管也管不住。

　　另外，从对外资产负债表中我们看到中国的对外资产大部分是美元和欧元，如果美元和欧元大幅度波动就可能面临汇率损失。将一部分对外资产变成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具体的改革措施可以包括打开我们境内银行间的债券市场，让外国人到中国发债，中国人可以持有更多由外国人发行的人民币计价的债券。

　　最后一点，资本项目开放，对资本净流入，净流出和对汇率的影响。我们做了一个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资本项目开放对净资本流动和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小于很多人的担心。这项研究有什么意义呢？过去很多年，我们资本项目开放的进展比较缓慢很大的原因是决策层担心有风险，但是这些风险基本上都是没有被定量的，如果能提供一个有质量的对风险定量研究，可以一定程度上消除一些不必要的对改革的恐惧。谢谢大家。